总是在搬家的故宫文物,什么时候能回家?

原标题:总是在搬家的故宫文物,什么时候能回家?

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筹建以来,从陆续清查回收被溥仪等人带离的故宫文物开始,直到大张旗鼓运行6年后,战争爆发,为了躲避战乱焚毁,文物们又经历几次大型的迁徙转移,历时十余年。后来部分辗转台湾,好不容易在台北故宫觅得一片安静地待了几十年,前两天又听说台北故宫闭馆三年,文物即将南迁嘉义。

似乎从故宫博物院筹建开始,故宫的文物们好像就没过过什么安定祥和岁月静好的日子。

1.

九·一八事变后,京津危急,联想到70年前圆明园的那场大火,加上当时华北各高校纷纷请愿南迁,以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马衡为首的一众故宫的老学者们,提议也将故宫中保存的珍贵文物南迁。

然而这个提议刚刚传出的时候,立刻受到舆论的反对,反对的声音中包括不少有识之士,比如鲁迅和胡适。鲁迅曾在杂志上发表“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的讽刺诗句。胡适则是担心文物在运输路途中的损坏或偷盗,他更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

反对和抨击愈演愈烈,北伐大将李左翔要求拍卖文物,购买500架飞机用于抗日。故宫内部的分歧也很严重,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等人还发起“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宣言“誓与国宝共存亡”,并给支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员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甚至鼓动人们将出入故宫的各个大门给堵了起来。

主张南迁的人们一边忙得焦头烂额,一边应付故宫内外各种反对的浪潮。日本人也来插一脚,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言论,“此等宝物,由中国国家或民族保管,最为妥当,诚为当然之事。然现处政局混沌状态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致力,以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

值得一提的是,提出南迁主张的马衡馆长,有一个儿子马彦祥,是家中的次子,时任天津《益事报》“语林”副刊的主编。北京城内局势一天天紧张时,马馆长正和故宫同仁忙于文物清点装箱,每天为不同性质文物包装绞尽脑汁。马彦祥却在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跟父亲唱反调,他在文章《旧事重提说古物》中说:“因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我们国难一来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众口一词地说‘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么?现在为了一点古物,便这样手忙脚乱,还说什么牺牲一切,决心抵抗?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此时的马彦祥根本不会想到,4年后,他却也冒着战火,参与到了押运故宫文物南迁的行列之中。

2.

同样“口嫌体直”的,还有最初不赞成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秘书处的吴瀛,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

1933年1月,山海关失守,北平城内,烽烟即来,故宫博物院紧急申请获准南迁计划,吴瀛临危受命,出任文物南迁总押运官。但由于反对南迁的人员发动搬运工会抵制,使原计划当月开始的南迁行动被迫推迟。

直到2月5日晚,北平全城戒严,第一批文物才终于在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宪兵与警察的护送下,从神武门广场出发,被运往前门西站装上专列。2月6日凌晨,列车秘密启行,为躲避日军,特意绕道西南,再由西至东,运抵上海。从2月6日起至5月15日,这场中国史上最大的国宝大迁移,第一阶段共分为5批次先后运至上海,共计19557箱(其中故宫文物13491箱,北平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等托运托管6066箱。)

由于出行匆忙,前方路途未知,后又有日军轰炸,为抢救文物,负责押运的约20名故宫专家们只能匆匆告别家人,便踏上迢迢南迁路。文献学专家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描述当时的情景,“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

文物成功南迁后,为了保证其保存环境的专业和安全,国民政府专门在南京朝天宫新建了一座文物收藏库房。库房为钢筋水泥建筑加山洞,密闭式结构,还装备了空气调节设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物库房之一。1936年12月,南迁文物由上海转运南京朝天宫库。随之一起入库的,还有不少陆续从其他保管机构迁来的文物,比如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几百箱珍贵古籍,其中还有64箱梁启超的寄存书籍。

3.

早在1932年年末,故宫工作人员专注文物南迁的时候,几位英国收藏家对故宫的文物产生了兴趣,在跟教育部和故宫方面的多番沟通后,他们开始筹划在伦敦举办一场大型的中国艺术展览。

1935年6月,上海招商码头,那志良等数位故宫人带着700多件南迁文物精品登上了英国“萨福克”号远洋舰,远赴英国举办的故宫文物展。赴英的那年,那志良才26岁,但他17岁就“入宫”,参与清室善后委员,此时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博物院“老人”了。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的中英工作人员与“萨福克”号舰长等人合影。

当年的伦敦中国艺术展,是20世纪故宫博物院最大规模的海外展览,也是中国的珍宝第一次在国外系统的展览,在英国乃至其他欧洲国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在剩余文物的迁移途中,故宫人们又陆续在国内举办了数场展览,上海、南京、成都、重庆、贵阳……在重庆展览期间,经常有敌机来袭,因此展览说明书上有一句特别而醒目的提示“如遇敌机空袭,大家依次撤退。”

为1935-1936年伦敦的中国艺术展印制的《中国国际艺术展纪念图录》

不得不得的是,在这次南迁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个令人惋惜的插曲。

第一阶段南迁上海的文物,是在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的主持下进行的。南迁以前,博物院报行政院备案后曾陆续“处分无关文史物品”,将一些当时认为不具备文物价值的茶叶、绸缎、皮货及部分金银器等变价处理,处理的费用则成为后来南迁行动的部分经费。

没想到这件事在社会上引发质疑,有人以此控告易培基院长擅自盗卖古物。文物运抵上海后例行开箱检查时,确实发现其中混杂有一些假古董,有人更是因此怀疑易培基等人借南迁之机对文物以假换真。这场指控最终导致易院长被迫辞职,由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继任院长。而易培基离开故宫不久,在1937年便黯然病逝了。

很多年后,在幸存的有关当事人们的努力下,法院终于开启重审“易培基盗宝案”,审判的结果是,盗宝案的确是场冤案。法官给出的理由是,“处分无关文史物品”受限于当时对古物的勘定水平,而宫中的文物本身也存在一些伪劣古董,在危急情势下仓促挑选、运输,难保不发生鉴定失误的情况,况且在记载文物目录的档案中并未发现疑似被调包的古物。

4.

出展伦敦的文物在1936年安全返回中国,也是在这年底,大部分南迁文物陆续安放至设施完备的南京朝天宫。然而专家们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更大的灾难紧接而来。

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南京危在旦夕。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临时做出文物西迁的决定,这一次的抢运任务更加紧急,为了分散风险,这次西迁的路线分为三条,依次是南线(途径武汉、长沙、桂林和贵阳),中线(途径汉口、宜昌和重庆),以及北线(途径郑州、宝鸡和汉中),最终的目的是作为西南大后方的四川地区。

文物陆续西迁后的这年底,南京沦陷,南京城内爆发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时任古物馆副馆长的庄严(又名庄尚严),在文物南迁时是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一同上路的,到第二阶段的西迁时,他们走的南线,在辗转贵阳的期间,庄家的第四个孩子庄灵出生了。庄灵后来跟随家人和文物迁至更加偏僻的安顺,一待就是5年,庄灵后来回忆跟随文物西迁的日子,他说自己在安顺度过了一段窘迫却快乐的童年。

贵州原本穷困,战时又物资缺乏,庄严平日要跟同事们负责文物的清查和晾晒,以及号召当地人民帮忙建造保存文物的洞穴,家务事全部落到了太太申若侠头上,为了贴补家用,申若侠每天要徒步好几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学去教书。家里吃的是掺杂着谷壳稗子、石头、稻米肉虫的饭,就着酱油和掺了红土的辣椒面,为了在窘迫的生活增加一点乐趣,庄严夫妇还跟孩子们调侃这是“八宝饭”。

在庄灵的记忆中,西迁的日子里,既有父亲借晾晒书画之机,为自己和兄长们讲解传世作品的美好画面,也有冒着大雪连夜赶路,躲避低空盘旋的日军侦察机的危急时刻。

西迁南路民众帮助推车

走北线的梁廷炜一家也有相似的经历,尽管规划了迁徙路线,却因为敌军的轰炸一次次改道。梁廷炜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献专家,祖上两代人曾在满清朝廷供职,在护送文物迁往陕西汉中时,差一点被日军空袭打中,后来乘船从乐山沿大渡河西进途中还曾不慎落水。

梁廷炜后来把自己遭遇过的大雪封山、汽车翻覆、土匪骚扰、敌机轰炸等情况,还有沿途乡农们帮忙整治险滩,疏理河道的故事,讲给过同仁那志良,那志良后来把这些都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里。而梁廷炜的儿子梁匡忠,在1941年的时候,加入父亲的事业,在17岁的年纪成为梁家的第四代故宫人,他后来在峨眉娶妻生子,押送故宫文物的队伍逐渐壮大。到1943年左右,西迁的故宫文物陆续分批抵达四川的巴县、乐山、峨眉地区。

除了官方主导的、主线的西迁文物,民间也有众多机构、学者、收藏家自发向川、渝等地,甚至海外转移古物、古籍,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和胡适的主导下,3万多册南迁的珍贵古籍,从日军眼皮底下运出,一年后全部运抵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

不同的线路,不同的文物迁移目的,除了走完全程南迁路的20位故宫人,还有各界的学者,普通的士兵,无数在沿途帮忙转移、掩护、保护文物的平民百姓、工人、眷属,在抗战时期,共同组成了抢救民族文化的浩荡洪流。

5.

抗战胜利后,十多年来历经种种险阻磨难的故宫文物终于得以回迁,到1947年底全部安全运回南京。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一场名为《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演讲中说:

“抗战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当9000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途中暂存于宜宾沿江码头时,重庆以及宜宾上游的乐山和下游的泸县 都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唯有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搬出后不到4个月就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后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南郑到成都时,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后刚12天,文庙就遭敌机投下的7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马衡

然而就在故宫人们满心欢喜筹备文物回京的时候,国内情势却突然急转直下,国民政府一边扣留滞留南京的文物,一边命令马衡将原本留在北平的文物精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准备安排运往台湾。

1948年12月22日起,故宫南迁古物中2972箱共约60万件古物,由中鼎号军舰装箱,从南京下关码头,分三批被运往台湾基隆港。北平的文物在马衡的坚持下,最终一箱也没有运出,留存南京的文物,除了其中2211箱,至今存放在朝天宫库,其中主体约8308箱,终于自1950年起陆续回归故宫博物院。

1965年,台北市在士林区至善路建起现代化的综合性博物馆,用以储存迁往台湾的文物,因为馆藏文物绝大部分来源北平的故宫,人们便把它称为台北故宫。历经15年、为躲避战乱、耗费无数人心血的故宫文物迁徙,最终以文物分居北京、台北和南京三地告终。

故宫文物本来只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却在屡次的颠沛流离中被赋予新的、分裂的、本不该文物承担的意义。更令人遗憾的是,那些跟随文物四处飘零的、曾参与文物南迁工作的故宫人们,一生的命运,甚至他们家族的命运,也随之彻底改变。

1942年2月,故宫部分同仁携家眷于重庆南温泉。

那志良在1949年接到文物运台的任务,到台湾后他又继续在台北故宫编辑故宫书画录、故宫铜器图录、故宫书法等工作,到1998年在台北去世,一生为故宫工作了70余年。

梁廷炜按上级指示带着妻子和几个孩子跟随去了台湾,儿子梁匡忠则奉命留在南京故宫博物院分院,从此一家人两地分离,梁廷炜夫妇于70年代离世,梁家的后人们此后数十年未见面。

庄灵的父亲庄严,80年代在台病逝,他后来回忆自己的父亲,说他至死也没能实现毕生最大的两大心愿:一个是未能使《三希堂法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重新聚首,另一个是“故宫文物由他带离北京,却最终未能带回”。

参考:段勇《国宝大迁徙:民族文化遗产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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