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問題最難解決的地方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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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在微博上實名舉報該校教授陳小武持續性騷擾多名女學生,引發中國網絡熱議,文章在一天之內已獲300萬閱讀量。但同類問題的解決,被認為難度極大。

性騷擾問題最難解決的地方是中國(多圖)
據1月5日報道,這次曝光行動,促使北航暫停有關副教授的職務。涉事教授則向媒體稱自己“沒幹違法亂紀的事”。

現居美國的羅茜茜向BBC中文表示,自己之所以鼓起勇氣實名舉報,是深受美國社會的“#metoo”運動鼓勵。

羅茜茜作出舉報后,有女權組織在網上呼籲其他女性響應,向自己的母校發信要求“加快建立校園性騷擾防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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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航空領域的尖端高校卻因為性騷擾問題尷尬地成為了熱議對象(圖源:VCG)

不只曝光 更要問責

2017年,好萊塢大製片人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的新聞曝光后,演員米蘭諾(Alyssa Milano)在推特(Twitter)上呼籲曾受性騷擾或性侵的女性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的經歷,獲得全球各地大量女性響應。

據Hashtracking5日為止的統計,在過去一個月內有近190萬人次使用#MeToo的推文。

但在亞洲,#MeToo響應者寥寥。中國社交網絡上,羅茜茜的舉報可謂是首宗引發廣泛迴響的#MeToo行動。事態仍在發展當中,雖最終結果尚不明朗,但歐美網絡常見的連鎖效應,至今未有在中國網絡和社會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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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權益組織者指出,#MeToo在中國出現的形式,與西方有明顯差別。

平婦女權益機構共同發起人馮媛說:“中國的#MeToo行動與檢舉人,一開始就是舉報、要求懲處,更加有問責性。

羅茜茜表示,她在2017年10月中旬向學校舉報,2018年一月在網上披露事件,期間兩個月,她一直在配合學校的調查,直到確認校方已將陳停職,她才在網上公布事件。在調查過程中,羅茜茜聯絡多位受害者提供證言,並收集了錄音等實質證據。

馮媛說,中國女性想要仿效羅茜茜、公開自己被侵害的經歷,門檻相對較高,這同時也體現出制度缺位。

“無論是國家反性騷擾的法律,還是中國各個學校、企事業單位都沒有反性騷擾的制度。一般女性沒有一定的準備,她們的控訴可能就會石沉大海,沒人聽見。檢舉門檻高,反應慢或拖延時間,對受害者來說太不公平。”

再有,司法制度不完善,難以為婦女討回公道。各個機構沒有內部的性騷擾防治措施和流程,那些情節夠不上走法律程序的性騷擾事件,受害者也無從得到幫助和支持,肇事者輕易免掉被調查和處理。因此,只能靠社交媒體來引起重視、產生輿論壓力,從而進行問責。

歐美國家的#MeToo運動在演藝界或體壇最具影響力,中國的反性騷擾運動則在高校率先爆發。在北航事件之前,2017年內網上已先後曝出多宗高校性侵事件,包括北京電影學院及江西南昌大學。

女權人士肖美麗對中國的反性騷擾、反性侵運動在高校校園開始不感意外:“很多網友都是在讀生、或受過高等教育,對大學環境都很不滿。”

她指出,“高校中,老師和學生權力關係的不平等非常嚴重,很多人都有耳聞(性騷擾)或親身經歷。女生一說出這種事,大家都會相信。”

2016年,非政府組織廣州性別教育中心調查訪問近7,000名大學生,受訪女性中,竟然有75%表示曾受到性騷擾。而曾受騷擾者,有超過一半選擇沉默、不作舉報,其中60%人說是因為“報告了也沒有用”。

有研究指出,在中國高校、尤其研究院階段,指導教師對學生的學術前景、論文發表機會、甚至能否畢業,均有幾乎獨斷的權力,加上校園相應處理機制缺失,令學生不敢反抗或聲張。

女性主義者李思磐在一篇論文中指出,高校女性學生被教師要求參與應酬、在飯桌上“陪酒”,或在日常交往中忍受男性教師輕薄言辭、舉動的情況,並不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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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北京一所大學的學生

性騷擾問題嚴重,緣於中國大學校園的性別歧視風氣。李思磐稱,“(高校內)有刻板印象,認為女性不適合從事研究,有很多對追求高學歷女性的污名化。”

“性騷擾”被當“潛規則”

#MeToo運動能否在中國廣泛發展?分析人士均不太樂觀。一個主要原因,是目前中國社會的性別意識不足。

討論“性騷擾”問題,中國流行的用語是“潛規則”,不將性騷擾視為對受害者的冒犯或傷害。李思盤指出,這是將責任歸咎受害者,假設了受害者是為了獲得利益而作“交易”,忽視了騷擾者利用權力操控他人意志的行為。

《剩女時代》作者洪理達(Leta Hong Fincher)認為中國的#MeToo運動,很難達到其他國家的規模。

她指出,“在中國,令類似運動瘋傳的最大障礙是審查。假如引起公憤達到一定程度,當局認為會令社會不穩,才會毫不猶豫地徹底審查。 ”

“過去幾個月,美國的#MeToo運動每天都把有權勢的男人拉下來,當中有不少政壇人物。可以想象,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來說,這幾乎不被允許發生。”

女權運動受打壓

#MeToo運動的發展,與女權意識被喚醒分不開。而在中國,雖然女權運動也曾經十分蓬勃,但近年卻遭遇打壓。

中國當局近年大力打擊公民社會,對象包括維權律師、異見人士、非政府組織等等,女權活動人士也受到有針對性地打壓。

例如2015年3月,“女權五姐妹”因策劃宣傳反公共交通性騷擾活動被刑拘,引起嘩然。

洪理達認為,女權活動人士成為當局的目標,是因為其組織力強。“不同城市都有女權活動人士,她們互相協調、能夠吸引廣泛支持。中國官方視她們為政治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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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的喪失致使性騷擾問題在中國難以解決(圖源:Reuters)

救自己也是救他人

成功促使校方調查涉事教授后,羅茜茜認為“曝光不能止於曝光”,發起網上聯署要求北航校方設立性騷擾申訴及問責機制。

聯名信題為“請別辜負我們的勇氣和期待”。

協助羅茜茜的律師萬淼焱向BBC介紹說,雖然羅茜茜重提事件時,已經超過三年的興訟時效,但她仍打破沉默站出來,在中國網絡上獲得的反響非常正面,“也鼓舞了一些原本保持沉默的性騷擾受害人。”

羅茜茜表示,與全球的#MeToo運動一樣,舉報是為了讓有同樣經歷的人明白,身邊也有同路人,因而勇於面對事件。救自己,也是救他人。而且,當整體社會觀念對性騷擾都說不,立法和相應防治機制的建立才成為可能。